《法学杂志》创刊于1980年，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风雨历程，可以用“风雨兼程，弘扬法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16个字来概括《法学杂志》所经历的艰辛而辉煌的奋斗历程。

一、创刊经过

（一）《法学杂志》创刊的历史背景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国家百废待兴的形势发展急需一批法学期刊问世，旨在通过法学研究提高我国的法学水平，为立法、司法和执法服务。在此背景下，为适应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需要，北京市法学会会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央政法干校、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法学家，以及首都一些著名的法律工作者，在北京市委和中央政法部门的支持下，于1980年7月创办了《法学杂志》，该刊由北京市法学会主编。许多刚从“五七”干校返京的老教授欣然担任编委会成员和专栏编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同志为杂志封面题字。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著名书法家舒同同志也为杂志题字。1983年元月，彭真同志重新为《法学杂志》题写刊名，将前次题写的繁体字“法学杂志”改为标准字体，沿用至今。

可见，《法学杂志》是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应广大法学和法律工作者的要求，在首都诞生的一个代表着首都乃至全国法学和法律研究水平的法学学术期刊。它是我国法制建设历程中的一个见证者和参与者。

（二）《法学杂志》的创刊过程

《法学杂志》的创刊是伴随着北京市法学会的成立而被提出来的。1980年1月11日北京市法学会成立，1月17日，在学会领导向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导生同志汇报工作时，首次提出创办会刊的问题。25日学会向市委宣传部并市委领导提交了创办《法学杂志》的请示报告。2月12日，在学会第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上，进一步研究决定了《法学杂志》的办刊方针，提出了编委名单，决定由谢邦宇、王珉灿、肖永清、关怀、高铭暄、吴玉璞、于浩成、张希坡、董成美、周道鸾、赵理海、潘汉典、张仲麟、文伯屏、李长春、时伟超等17位同志组成第一届编委会。28日，召开第一次编委会会议，研究办刊和杂志名称，确定刊物内容和其他具体事项。3 月8日，研究编委职责和分工、征订要点和第一期试刊号的内容要点。4月10日，学会召开第二次常务理事会，研究办刊中的具体问题，决定不试刊，年内出三期，暂定为双月刊。15日，召开杂志常务编委会，确定第一期截稿日期以及编辑、纸张、印刷、发行等具体问题。22日，再次向市委提交关于创办《法学杂志》的请示报告，并与市社科院、社科联领导同志研究《法学杂志》的归属问题。23日，市委领导同志明确表示，只要自行解决编辑、出版、纸张、印刷、经费、管理 和发行问题，《法学杂志》完全可以公开出版发行。25日，根据市委领导同志的意见，召开编委会，通报情况，落实专栏文章，商议编辑制度等若干问题，并确定创刊号发稿日期。当日晚，谢邦宇教授请舒同同志题写了刊名。5月12日，召开编委会，讨论发刊词，由谢邦宇教授受命起草发刊词。20日，召开编委会，通过 了谢邦宇教授起草的发刊词，并请彭真同志题写了刊名。6月1日，《法学杂志》第一期发稿。19日，召开编委会听取创办《法学杂志》的经过和第一期出刊情况 的汇报，研究办刊中的有关问题，以及争取成立法学杂志社的问题。7月初，《法学杂志》和广大读者见面。该期杂志共印刷10万册，自办发行，当月销售出3万多册。因当时未拿到出版管理部门的正式准印刊号，暂不能公开销售，只能依靠杂志的内部工作人员自行发行和法学界的老一辈法学家鼎力相助。8月29日，北京市出版事业管理局下达通知，准印并限内部发行，印数10万册，但“不得以任何形式和通过各种渠道在社会上出售。”9月24日，学会致函中央政法委员会，说明因出版部门迟迟不下发准予发行的文件，造成杂志积压5万册的困境，请求政法委和彭真同志给予支持，建议转请司法部出面解决并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刘复之同志批示同意支持《法学杂志》刊物出版发行，指出法律刊物是少而不是多了。10月中旬，北京市委宣传部下达批准《法学杂志》出版发行的通知，同意《法学杂志》作为北京市的期刊，在全国政法战线内部发行，暂自理纸张。11月10日，北京市出版事业管理局发出关于报刊登记的通知。从这一次办理登记后，《法学杂志》交由邮局公开发行。但是，《法学杂志》的编辑出版，特别是发行工作仍然面临重重压力，举步维艰。直到1981年，学会新调入几名研究人员全部投入办刊工作，同时，又专门配备了一名专门负责发行工作的同志，这样，《法学杂志》才逐步开始从困境中走出来，向着健康发展的道路迈进。

杂志名称的确定也是颇费周折的。起初在名称上提出过不少方案，多数同志主张叫《北京法学》，但经反复推敲又觉得未免地方色彩太浓，考虑到北京市法学会是继五十年代成立的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之后在全国出现的第二个法学会，北京是首都，又是法学智力资源最集中的地方，所要办的刊物更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全国出现的首家法学期刊，如果叫《北京法学》就不能完整地、充分地体现杂志立足北京、面向全国的办刊方针。最后，经过大家反复的酝酿，便定名为《法学杂志》。定为该名的主旨是希望杂 志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兼容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形式多样且生动活泼，尤其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争取广大的读者群，增强杂志的生命力。

1980年自7月以后一共出版了3期，1981年才开始一年6期的正常运行。在此艰难的时期，彭真、彭冲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批富有责任感的政界和法学界的老前辈杨秀峰、王斐然、郭步岳、贾潜、魏文伯、陈守一、曹海波、谢邦宇等老同志，北京市委的相关领导刘导生同志、李林同志等，为《法学杂志》的创刊作出了重要的批示和指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奉献。应该说，没有他们的支持、努力与帮助，《法学杂志》的创刊恐怕还要有更长的路要走。

二、《法学杂志》的发展历程

综观《法学杂志》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1.创刊阶段（1980年）

这一阶段的主要情况已在第一节的创刊过程中有详细的记述，在此不再赘述。在此阶段中，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当时知名的法学法律工作者为杂志的创刊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国家司法行政机关也为杂志的创刊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与支持。1980年11月11日，司法部以（80）司发办字第243号文复函法学杂志编辑部，确定了法学杂志的级别为中央一级刊物。复函的全文是：“法学杂志编辑部：我们同意《法学杂志》作为中央一级刊物在国内外公开发行，以法学杂志社名义出版，有关编辑、审稿、印刷、出版、解决核算等，均由法学杂志社负责。希即按照规定向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申请登记”。这是国家相关部门对于法学杂志创刊的肯定，也是《法学杂志》正式创刊出版发行的标志。

在1980年出版的3 期中，《法学杂志》刊登的文章既有刘复之、张友渔、凌云、李运昌、顾明等老一辈领导人的文章，也有陈守一、赵理海、董成美、张希坡、谢邦宇、曹海波、肖永清、关怀、巫昌祯、高铭暄、李步云、谷安梁等著名法学家的文章，使《法学杂志》很快就蜚声于国内外，为杂志今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初步发展阶段（1981—1990年）

《法学杂志》创刊后，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就是杂志的办刊方针、宗旨问题。当时《法学杂志》被定位为法学综合性刊物。在学术研究方面，提倡理论探讨与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并重，专题论著与法学知识介绍并重，实行“普及为主，兼顾提高”的方针。北京市法学会陈守一会长对《法学杂志》办刊的要求是：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开展学术研究活动，宣传社会主义法制，普及法律知识，繁荣法律科学，提高法学水平，增强法制观念，总结交流政法工作和法律教育工作的经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围绕既定的办刊方针和要求，《法学杂志》从创刊时起，就努力把其办成法学家法学研究的平台和法制宣传的重要阵地。

《法学杂志》开设了专题、青年论坛、司法实践、外国法制、军法纵横、调查研究、群言堂、律师函授、法律顾问、企业与法、法庭内外、随笔等多种栏目。据不完全统计，除1980年创刊时的前3期以外，自1981至1990年10年间，《法学杂志》共刊登文章1700余篇，平均每年170篇左右。其中既有彭真、张友渔、王光美、郭步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文章，大量的是陈守一、王铁崖、肖永清、许崇德、赵理海、沈宗灵、康树华、巫昌祯、由嵘、高铭暄、马克昌、倪正茂、赵中孚、孙国华、关怀等著名法学家的文章，还有赵秉志、陈兴良、邱兴隆、邓正来、信春鹰、张新宝、何家弘、尹田、陈卫东、谭兵、胡建淼等一大批中青年法学家。《法学杂志》为这些青年法学家的成长提供了平台，得到了广大法学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的欢迎和好评。

此外，《法学杂志》还刊登了当时一些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的重要会议的新闻和图片，展示和记录了中国法治建设所走过的辉煌的道路。同时，《法学杂志》还遵循宣传社会主义法制，普及法律知识的办刊要求，开辟了法律顾问和法律咨询栏目，刊登了大量的法律知识介绍和法律咨询、问答文章，满足了特定历史时期广大读者的要求，为宣传和普及法律知识，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总之，这一时期是《法学杂志》得到初步发展的阶段，经过10年不懈的努力，《法学杂志》已经成为一个展示我国法学理论研究成果、交流司法实践经验的重要平台和窗口，发行量最高达到六、七万份，发行到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世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这一阶段的发展表明，《法学杂志》已经基本实现了创刊时的初衷和要求，得到了法学和法律界的肯定和欢迎。事实证明，《法学杂志》的创办与运营是完全成功的！

3.稳步发展阶段（1991—2002年）

该阶段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迈上新台阶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颁布了一大批与市场经济有关的民事和商事法律，学术界也表现出来空前的活跃。与国家法治建设的发展相适应，《法学杂志》也逐步走上以弘扬依法治国精神、展示法学研究和司法改革成果为重心的办刊道路，其刊登的文章大多以学术研究为主，并且更加关注国家的立法动态和学界及司法界最新研究成果和动态的展示，较之前十年在学术品味和研究深度上又有了明显的提高和进步。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法学杂志》刊登了2325篇文章，平均每年193篇。从作者队伍看，已经开始走向年轻化和专业化，绝大部分作者都是当时活跃在我国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领域内的佼佼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大 部分都代表了我国当时学术的最新成果，其所研究的问题也大多站在当时法学和法律研究的前沿。比如，1993年《海商法》颁布后，《法学杂志》就连续刊登了数篇关于《海商法》的研究性文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后，1998年《法学杂志》连续刊登了有关依法治国战略的研究性文章；在反击邪教的斗争中，《法学杂志》更是旗帜鲜明地举起了反击邪教的大旗，刊登了一些有影响的文章，如2000年第一期周振想的文章《取缔邪教组织惩治邪教犯罪》；2001年以后，又针对酝酿民法典的制定刊登了诸如关于产权问题和民法典的制定等问题的研究性论文，等等。总之，这一时期，《法学杂志》始终站在我国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的前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继续做着默默的奉献。

这一时期是《法学杂志》稳定、蓄势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法学杂志》走向成熟的时期。正如2000年《法学杂志》第一期中，主编周恩惠在《纪念<法学杂志>创刊 20周年》一文中所指出的：“《法学杂志》创刊20年来的主要经验体会有以下三点：一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与党中央的理论步伐保持一致；二是要注重学术质量，进行超前的法学研究，扩大理论研究视野和加大学术信息量；三是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做到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这也是《法学杂志》始终应当坚持的方向。

这一阶段对于《法学杂志》而言还有一个重大的事件，对杂志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95年10月10日，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正式确定了法学杂志社的机构、编制、级别和职数。京编办【1995】209号“关于北京市法学会成立《法学杂志》社的函称：经研究，同意北京市法学会成立《法学杂志》社，为北京市法学会所属，相当正处级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事业编制15名，处级领导职数一正二副”。这个函确立了《法学杂志》的机构编制、地位和所属上级单位，为杂志的健康、规范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政策保障。

4.走向创新发展阶段（2003——现在）

从2003年第四期开始《法学杂志》由小十六开扩增为大十六开80页，栏目也有了一定的增加。从2004年第三期开始页码由80页增加到96页，栏目也有了较大的调整，基本上是按照部门法来划分栏目，如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同时，继续保留了司法实践、青年法苑、外国法制等栏目。从2005年第一期开始杂志 又由原来的96页增加到144页，栏目的设置仍以部门法来划分。从2006年第一期开始，杂志的页码由144页增加为160页，栏目的设置从第四期开始增设各科专论，改变了以部门法来划分栏目的做法，各科专论中凝聚了各部门法的文章，同时，继续保留并改进了司法实践等栏目，把原来的司法实践栏目更改为“司法实践与改革”，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此外，明确每一期都要开辟一个专题研究栏目，具体内容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第一期开辟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专题研究”与“热点问题研究”两个专题性栏目；第二期开设了“劳动法学专题研究”；第四期“开设了刑事和解制度专题研究”。2007年杂志继续栏目的改革，基本上奠定了每一期开辟一个到两个专题研究栏目的传统，并且继续开设好各科专论、司法实践与改革、青年法苑等栏目。在文章的遴选、约稿等方面也由过去的被动接受来稿转变为主动约稿，甚至将栏目策划的工作进一步落实到人。论文的品味和学术性也随之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例如，第二期为了配合《物权法》的颁布，专门组织了《物权法研讨会综述》一文，为宣传和实施《物权法》服务，在学术界和社会上赢得了好评。2007年11月《法学杂志》被遴选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来源期刊，跻身我国核心法学学术期刊的行列，其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得到学术界的公认。2008年杂志继续改革发展，开始大力关注司法实践部门的研究成果，在继续办好司法实践与改革栏目的同时，开始与司法实践部门加强联系，与他们及时沟通。据统计，仅2008年一年就刊登司法实践部门的学术论文40篇，占杂志全年总用稿量的20%，为历年之最。2009年继续创新发展，首先，一改29年来的固定的刊期，由双月刊改版为月刊，考虑到编辑力量和其他因素，页码也由原来的160页，减为144页；其次，增加开辟了“法学人物”“单位推介”和“新法解读”栏目，“法学人物”栏目主要介绍我国法学界和法律界著名专家的简历和学术成就，“单位推介”主要介绍各法律类院校和司法单位的基本情况和学术成果，“新法解读”是就新近颁布的或者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法律，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予以详细的解读，以增强杂志的可读性和实用性；再次，在栏目的设置上固定了各科专论、青年法苑、司法实践与改革等几个传统栏目，明确要求每一期组织两个能够反映法学界和法律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的研究专题，以增加杂志的学术品味；此外，每期都有一个封底广告，以增加杂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知名度。2021年，为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法学杂志》由月刊改为双月刊，页码调整为174页，单篇文章的字数也增加至2万字左右。继续加大组稿约稿力度，每期组织一到两个热点专题，并设置特稿、专稿栏目，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党的二十大精神刊发名家专稿。

总之，第四个阶段是《法学杂志》创新发展的时期，这个阶段，基本上确定了杂志的发展模式及其在法学界和法律界的地位，并且使《法学杂志》从此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也为杂志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观《法学杂志》40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法学杂志》走过了不同寻常的发展道路。从初创时期的探索，到稳步发展阶段，直至创新发展的阶段，可以说既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考验，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她既是反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窗口，又是培养我国法学和法律人才的摇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法学界和法律界众多的知名学者，都在《法学杂志》上刊登过文章，其中很多学者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就刊登在《法学杂志》上。所以说，《法学杂志》伴随了他们的发展历程，也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法学、法律工作者，这是杂志的骄傲，也是杂志得以发展的原动力和基础。